外送茶工作者在心理治療過程中自覺被研究者「他者化」的反身性困境：一篇批判心理學取向的分析
摘要
外送茶工作者在心理治療與心理研究中往往被視為「特殊族群」或「高風險群體」，然而此種分類本身便蘊含知識—權力的內在階序，導致治療者與研究者易在互動過程中將案主「他者化」（Othering）。本文以批判心理學、女性主義與後殖民理論為基礎，檢視外送茶工作者在治療空間中所面臨的反身性困境，包括：治療者無意識的道德框架、研究者對「可研究身體」的凝視、污名與創傷論述的再製、案主自我審查與被迫修飾敘事等現象。本文採取質性反身性分析（reflexive qualitative analysis）與案例建構法，藉由高擬真虛構案例揭示治療者如何在意圖協助的過程中不自覺再現結構性暴力。研究結果顯示：外送茶工作者在心理治療中最普遍的困境是「必須呈現治療者能接受的故事」，而非呈現真實經驗。此外，治療者常以「創傷框架」、「受害者框架」或「脫離外送茶工作框架」解讀案主，導致治療關係的不平衡。本文最終提出治療倫理與專業訓練的改革方向，包括：反身性訓練、污名敏感度教育、非病理化語言、情境化而非個體化的問題理解，以及與外送茶工作社群共同制定治療指引。本文旨在促進心理治療領域對外送茶工作者的理解，避免讓治療室成為另一個再製階級、性別與道德權力的場域。
第一章 前言：當治療室變成另一種權力現場
心理治療向來被描述為一個提供案主支持、傾聽與理解的「安全空間」。然而，當外送茶工作者踏入這個空間時，治療室的「中立性」與「無偏見」往往只是一種理想，而非現實。外送茶工作者普遍反映：
治療室中的安全感需要被爭取，而非被給予。
治療者的問題與眼神常暴露出階級與道德的距離。
自己彷彿不是案主，而是被研究、被分析的「案例」。
當外送茶工作者進入治療室，她們帶著社會污名、法律風險、經濟壓迫與生活不穩定，而治療者則帶著治療訓練、文化價值觀、道德框架以及學科權力。此二者交會，就形成本文所關注的核心議題——他者化（Othering）與反身性困境。
本文認為：
治療者並非惡意，但其專業訓練與文化位置，使其容易以無意識的方式再現「我研究你」或「我協助你脫離」的階序結構。
因此，此議題不只是心理治療技巧問題，更是社會權力、知識生產與文化污名交織的問題。
第二章 文獻回顧：他者化、污名、情感勞動與反身性
2.1 他者化（Othering）作為權力技術
「他者化」源自後殖民理論，強調主流群體如何透過語言、分類與敘事將某些人定位為「不同」「偏離」「異質」。Fanon、Said 與 Spivak等學者指出，被他者化者往往被：
定義
分類
描述
解釋
而非被真正聆聽。
在心理治療脈絡中，治療者往往是話語制定者，而案主——尤其是弱勢群體——容易被視為「問題的承載者」而非「結構問題的見證者」。
外送茶工作者特別容易被他者化，因為其職業同時涉及：
性道德
階級評價
性別規範
法律風險
公共衛生想像
研究指出，治療者即便無意識，也可能透過語言再現「偏差」「受害」「不健康」「不完整」等隱性標籤。
2.2 污名與心理治療的交織
Goffman 的污名理論指出，污名是「一種社會對人的定義方式」。對外送茶工作者而言，污名包括：
性道德污名
階級污名
女性身體污名
風險與疾病污名
家庭與婚姻污名
研究指出，外送茶工作者在治療過程中會因預期歧視而自我審查，形成「第二層痛苦」：
不只是經驗本身痛苦，而是不能說出真實經驗的痛苦。
2.3 情感勞動與自我敘說的壓力
外送茶工作者高度使用情感勞動（Hochschild, 1983），包括：
調節情緒
管理關係
模擬親密感
隱藏脆弱
提供心理支持
然而，治療者往往將此解讀為「表面人格」或「情緒防衛」，而非一種專業能力。這導致案主在治療中被迫重新包裝自己：
避免看起來「太堅強」
避免看起來「太冷靜」
避免看起來「太有策略」
否則她可能被貼上「社會化適應不良」或「人格防衛」的標籤。
2.4 反身性（Reflexivity）作為治療倫理核心
反身性是指治療者必須持續反省：
我的問題是否預設案主應離開職業？
我是否在尋找「典型」而非個人？
我是否把案主變成案例？
我是否將結構性的問題道德化？
我是否因階級差異而忽略案主的生命選擇？
然而研究指出，多數心理訓練仍偏重臨床技巧，而非結構敏感度、污名意識或文化權力分析。
第三章 研究方法：質性反身性分析與案例建構
本文使用：
質性反身性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
強調分析者理解自身位置、偏見與知識框架如何影響資料詮釋。
高擬真案例建構（Fictionalized Case Construction）：
依據過往研究卻重新建構虛擬情境，以避免涉及真實當事人隱私。
批判心理學視角：
強調治療者—案主關係中的權力、語言與文化政治。
此方法允許分析「被研究」「被診斷」「被觀看」的互動細節，同時維持倫理安全。
第四章 案例分析（一）：在治療室中被要求講出「符合期待的故事」
以下為高擬真虛構案例，用以揭示外送茶工作者在治療過程中如何遭遇他者化。
4.1 案例背景：阿靖（化名），30 歲，夜間外送茶工作者
阿靖第一次進入心理治療時，其主要訴求是：
長期失眠
家庭關係緊張
收入不穩導致焦慮
她刻意沒有提到自己從事外送茶工作，因為擔心：
治療者會把所有問題歸因於職業
治療者會要求她「離開」
自己會被貼上「受害者」標籤
4.2 治療者的預設立場浮現
第三次諮商時，阿靖才透露：「我在做的是比較灰色的行業。」
治療者立刻問：
「妳是不是不喜歡這份工作？」
「妳有什麼離開的計畫？」
「這份工作帶給妳很多創傷吧？」
阿靖心想：
我的創傷來自原生家庭，不是來自工作本身。但治療者顯然不想聽這個。
她開始說出一些「治療者想聽的版本」，例如工作中的危險與壓力。這些並非完全不真實，但並非她目前最痛苦的核心問題。
4.3 情感壓縮與敘事調整
之後的治療中，阿靖學會：
避免說自己其實對部分客人感到同理
避免談自己享受某些陪伴性的互動
避免表達「我沒有想離開」
因為她知道：
這些內容會讓治療者困惑，甚至懷疑她的人格與價值觀。
4.4 阿靖的反身性困境
阿靖逐漸意識到：
她不只是接受治療，也在管理治療者的反應
她需要隱藏某些情緒，避免治療者誤解她
她在治療室中延續了日常情感勞動
她說：
「進行治療時，我比在工作時還累。至少在工作時，我知道我在扮演什麼角色；但在治療裡，我不知道治療者想讓我成為誰。」
第五章 案例分析（二）：當研究者的提問成為另一種「凝視」
5.1 案例背景：小曼（化名），26 歲，按摩與外送茶混合型服務者
小曼接受某大學研究者的深度訪談。研究主題原為「情感勞動與勞動彈性」。
然而，小曼感受到訪談逐漸偏離主題。
5.2 研究者的「獵奇性提問」出現
研究者開始詢問：
「妳最怪的客人是什麼樣？」
「妳是否遭過暴力？」
「妳會不會享受某些服務過程？」
小曼察覺：
研究者想要的是刺激性、戲劇化、可被引用的內容
正常與日常的工作經驗似乎不被重視
於是她開始給出「文獻裡會需要的答案」。
她說：
「我變成在講故事，而不是講我的生活。」
5.3 訪談後的自我衝擊
結束後，小曼覺得自己：
被迫重演創傷
被迫誇大某些情緒
被研究者的價值觀重新定位
她開始懷疑：
是不是「真實的小曼」不值得被寫進研究？
是不是只有「創傷的小曼」「被害的小曼」才會被聽見？
第六章 討論：知識權力、道德階序與他者化的再製機制
6.1 治療者的專業訓練如何再製污名？
治療者的訓練通常強調：
創傷模型
家庭系統病理
依附理論
「高風險族群」分類
性行為風險框架
文獻中常出現的外送茶工作者標籤
這使得治療者對案主形成「預設劇本」，例如：
外送茶工作者 = 有創傷
外送茶工作者 = 無法建立親密關係
外送茶工作者 = 想離開這個行業
外送茶工作者 = 需要被拯救
然而，這些都未必符合事實。
6.2 結構性壓迫被個體化
治療者常將案主的痛苦歸因於：
個人選擇
家庭教養
情感障礙
而忽略：
法律排除
警察臨檢
租屋歧視
醫療歧視
金融排除
行業污名
社會階級不平等
這是典型的「心理學化」（psychologization）問題。
6.3 案主的反身性困境：成為被觀看的主體
外送茶工作者在治療中常需：
修飾經驗
適應治療者的語言架構
避免不符合道德期待
演出「適當程度的創傷」
匯出「合理的求助動機」
此過程讓案主逐漸失去主體性。
6.4 研究者的「文本胃口」與生活真實的斷裂
研究者往往：
偏好戲劇性敘事
偏好能支持既有理論的內容
偏好能「發表」的材料
這造成：
案主被當成素材
生活經驗被篩選
平凡、穩定、正向的經驗被忽略
「能被引用」成為唯一重要的品質
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他者化。
第七章 結論：避免在治療中重複世界對外送茶工作者做過的事
外送茶工作者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他者化並非個案，而是：
深植於心理學知識的階級與性別框架
深植於文化與道德對外送茶工作的想像
深植於研究者與治療者的專業權力
本文指出，外送茶工作者最大的困境不是「無法說話」，而是：
在治療室中，她們必須說「能被接受的版本」。
而這個版本往往只是治療者和研究者願意聽的部分，而非案主真正想說的真相。
政策與專業建議
一、心理專業應增加「污名敏感度訓練」
包括：
非病理化語言
結構壓迫視角
外送茶工作研究中的權力意識
避免以「離開行業」作為治療目標
二、治療者應採取「反身性筆記法」
每次諮商後自問：
我是否替案主決定了什麼？
我的問題有沒有暗示道德立場？
我是否誤將興趣當成專業提問？
三、與外送茶工作者團體共同制定治療指引
例如：
約定治療者不得主動探問服務細節
諮商語言須去污名
案主可自由討論職業的正面面向
四、建立「結構性議題導向」的治療模式
不再將痛苦個人化，而是：
理解房東歧視、警察臨檢、金融排除等外部壓力
協助案主建構社群支持
探討政策、法律與工作環境對心理的影響
五、提升研究倫理：從「蒐集素材」轉向「共享詮釋權」
研究者需：
讓案主檢視訪談紀錄
避免引導性提問
不以「創傷化敘事」作為發表條件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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