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茶聯合會

  從邊緣到公共：性勞動自媒體如何推動性健康公共知識化   在數位平台高度滲透日常生活的當下，越來越多原本被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的群體，開始以自媒體形式發聲，並把自身經驗轉化為可被理解、可被檢驗、可被引用的公共知識。當討論主題涉及性健康、身體界線、風險溝通與污名治理時，這種由當事人主導的知識生產尤其重要。因為在主流敘事中，與「性」相關的議題常被道德化、娛樂化或犯罪化，導致真正需要被談論的健康資訊被遮蔽；而在此情境下，談論「外送茶工作」不只是職業描述，更是一種把社會看不見的身體政治重新拉回公共視野的行動。   更具關鍵性的是，自媒體並非單向宣導，而是一種「公共知識化」的過程：把分散的經驗、零碎的應對策略、以及制度落差造成的風險，整理成可分享、可複製、可被社群互相校正的內容。這些內容讓「外送茶工作」不再只被當作八卦或道德爭論的素材，而能成為性健康教育、公共衛生、數位治理與勞動權利討論的一部分。當一個頻道從個人故事起步，逐漸建立固定主題、引用資料、邀請專家對談、整理常見問題、並且形成社群互助規範時，公共知識就在這些看似日常的內容操作中被建構出來——而這正是以「外送茶工作」為經驗基底的公共知識化最值得被理解之處。   一、為什麼是自媒體：主流缺口與當事人知識的必要性   主流媒體在談及性健康時，往往以「一般民眾」為想像對象，忽略不同身分、不同工作型態所處的情境風險。某些議題例如檢測頻率、匿名就醫、藥物使用的正確資訊、暴力與脅迫的辨識、心理壓力與創傷反應，並不是靠單一標準答案就能覆蓋；它需要情境化、需要語言貼近、也需要真正理解現場的人來翻譯。當自媒體由當事人主導時，最直接的效用是：它把抽象的健康口號，轉譯成具體可操作的生活知識，並讓那些在制度縫隙裡求生的人被看見。   在這個框架下，談「外送茶工作」不再等同於把人固定在某種刻板角色，而是把工作情境、身體勞動、交易關係、平台規則與醫療制度之間的互動完整呈現。自媒體的出現，等於在公共領域新增了一個「由下而上」的知識入口：它不以羞辱、獵奇或道德審判作為前提，而是以「如何更安全、更健康、更有尊嚴地生活」為核心，把「外送茶工作」從被動被談論，轉為主動定義問題。   二、公共知識化的第一步：把經驗從私密敘事轉成可共享語言 ...

  一、問題的出現：當「彈性」成為新型管理語言   在平台經濟的敘事裡，「彈性」往往被包裝成自由：自由接單、自由上線、自由選擇客戶與時段。然而，對許多在外送茶平台上工作的女方而言，這種彈性常常是一種被迫的彈性——她們的勞動時間被演算法切割成碎片，收入被不透明的規則波動，風險則被外包給個人承擔。當平台以「只是媒合」自居，將責任推向個體、經紀或模糊的「市場」，女方的勞動處境便落入一種難以對話、難以申訴、難以被看見的制度縫隙。   在這樣的脈絡下，「勞動權利小組」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從接單被取消卻無補償、被迫接受不合理評價、遭遇安全風險卻缺乏緊急支援、帳號被停權無從申訴、抽成與罰則不對等，到隱私暴露與數位暴力的陰影——每一個事件都像是一顆小石子，落在同一片水面，終於激起更大的波紋。女方逐漸意識到，若仍以個人方式零散應對，永遠只能在平台規則裡疲於奔命；唯有把經驗連結成共同議題，才能把「個人的困境」轉化為「制度的問題」。   因此，外送茶平台女方組成「勞動權利小組」的集體行動，本質上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制度想像：不是否認平台帶來的媒合效率，而是要求平台的效率不得以剝奪權利與轉嫁風險為代價；不是要把所有人固定在單一雇傭關係裡，而是要讓任何形式的工作都必須有最低限度的保障、尊嚴與可救濟性。   二、形成的契機：從私下抱怨到共同議程   「勞動權利小組」通常不是一開始就以宏大的名義成立。它往往從幾個看似微小、卻持續重複的場景開始：群組裡有人抱怨某次被扣款、某位客戶惡意投訴、某個時段演算法突然降權、某次取消訂單導致空跑、某次被要求拍攝更多身分驗證材料卻沒有明確資料保護說明。這些抱怨起初像是一段段孤立的故事，但當它們被放在一起，結構便浮現：個案不是偶發，而是規則設計使然。   小組的第一步往往是「把經驗整理成語言」。這看似簡單，卻是集體行動的關鍵。當女方能夠描述平台如何透過評分、派單、抽成、罰則、停權、客服回覆模板等機制形塑她們的日常，她們就開始擁有一種「可討論的現實」。在此過程中，許多原本被個人內化的自責（例如「是不是我不夠會溝通」「是不是我不夠努力」）逐漸被拆解為制度因素（例如「規則不透明」「申訴機制失靈」「風險管理外包」）。   接著，...